武汉市建委原党组书记李永平在反思中写道：我总觉得一年到头互相看望一下，是礼尚往来，算不了什么事。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这几年我先后收受一些下级单位所送的“红包”，也渐渐习惯了请吃就到，送礼就要。金额也由小变大，开始是烟、酒、茶之类，逐步变成上万元现金。这“一点点小意思”最终成了违纪违法的大问题。

武汉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耀源在自我剖析中讲道：“无所谓”是我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把逢年过节的礼金，认为是礼尚往来“无所谓”；把以打牌送铺底钱，认为是带彩娱乐“无所谓”；把自己出国考察，别人送点外币，也看作“无所谓”。正是这一个一个的“无所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数额。这些钱使自己看到怕，想到怕，留着怕，交也怕，犹如“炸药包”，炸药在自己这里，引信在人家手中，惶惶不可终日。

原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世洪在忏悔录中写道：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被纸醉金迷和穷奢极欲弄得瞠目。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江汉区原区委书记蔡建明在忏悔录中写道：不法商人的钱对我来说就是炸药包，你接过他的钱财，就如同收了炸药包。一旦接收了别人送的钱，这些人就如同象棋中过了河的卒子，横冲直撞，难以控制，不可收拾，最终冲毁本该辉煌的人生。

原武汉机场综合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林长峰感叹：因为哥们义气高于党性原则，太相信所谓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