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评论指出，去年中国的反腐风暴令世人为之一振。这场风暴一不避高官二不分领域，效果明显，震慑力大。因此，对2007年的反腐败进程，人们会有更多更高的期望。把社会公众的这种期望带入“两会”应该说顺理成章。然而，勿庸讳言的是，从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和会议发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社会公众对反腐败问题的认知水平还停留一种始发性的感性的表层阶段。其表现为二：一是“恨”。恨从胆边生，认为不用重典（或干脆曰“杀”）不足以平民愤。二是“急”。认为只要决心大、把好权力关。毕其攻于一役，玉宇澄清，指日可待。

反腐策略与时俱进

毫无疑问，痛恨腐败，呼吁加大打击力度，都是极为正常正当的社会心理。不过，笔者认为，仅有这种始发性的基本社会义愤和基于对非常规强制手段的期待，仅有大决心大魄力都不能遏止目前腐败的高发态势。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天的腐败现象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转型期密切相关。如果不以动态的观点，与时俱进地调整反腐败思路和相关的斗争策略，而是僵化地囿于以往的经验都难以达到目的，就不能有效地维护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更不能防止公众利益不被侵犯。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为执政党以来，就始终没有忘记清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腐化现象。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还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都具有明确的反腐内容与目标。但是这些反腐运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廉政风暴”，与今天中共所面临的反腐却有著明显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二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生活背景的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运动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处在冻结状态、甚至非法状态中进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很容易转换为抑制经济犯罪的重要手段。城乡二元化结构基本缩小并固化了城乡居民的地域活动范围。收入差距较小的状况使腐败减少了高发的诱因。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生活也对奢侈浪费贪污现象形成了巨大的高压态势。改革开放之后，上述的因素或者完全消失或者大大弱化，市场经济堂而皇之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角，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巨变中的中国迫使原有的反腐斗争，无论是在思路上还是在方法策略手段和形式上都要加以修改、调整、更新和转变。

反腐认知“三级跳”

回顾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反腐思路的最初调整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刚一结束，中共就提出了整顿党风的问题，但当时只局限于把“四人帮”破坏的优良作风恢复过来的认识上，而且是把作风的好坏衡量标准定在“五六十年代”。因此1982至1985年的整党其目标是“要在5年内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到根本好转”。但是，随著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党内外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和金额都在上升。1987年的“全民经商”热更使腐败现象变得严重起来。此时邓小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与复杂，他说，抓党风没有10年努力不行。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10年！他后来又对来访的李政道说，多年来，我们“对腐败现象警惕不够”“腐败现象很严重”。不久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一重大治国理念。从“使党风恢复到五六十年代”到认识到“腐败现象很严重”再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打击经法犯罪这两手要贯彻始终”。中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反腐认知的“三级跳”，标志著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从此走入了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轨”。